地区的十万人口中，天主的儿女占到九成以上。
李自成自然笑对这一切的发展，如果不是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人物，以汉人百姓的性子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“全民信教”的大一统局面？
在这些信徒中，绝大部分都不是汤若望那种最为虔诚的教徒，可这有什么关系？百姓只要有了精神寄托就够了，何必在天主这棵树上吊死？
他倒是希望，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形，百姓教徒都不要过分狂热，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就行，像恐怖教那种“全民信教”、“全民皆兵”的情形，最好还是不要出现，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，教会无处不在，又不会影响正常的政治、生活。
李自成倒是很喜欢后世西欧人对宗教的态度：宗教只是一种信仰，但不会改变大是大非！刚刚在教堂做过礼拜，出了教堂，转身就将那些弱小的民族打得满地找牙……
对个人、社会来说，宗教究竟有什么用处？
李自成曾经苦苦思索这个问题，在将天主教引入西宁地区时，他也十分矛盾，甚至怀疑过自己的做法，但从汤若望的身上，他找到了答案。
那就是道德底线！
只要不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，故意将宗教引入狂热的境地，无论对个人，还是对社会、国家来说，有了宗教教义的指引下，都会提高自身的道德底线。
趁着百姓们对天主的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，李自成以大都督府的名义，悄悄颁布了《税律》，天命军的这部律法，并没有引起百姓的主意，实际上这部律法并不是为天命军现在的属地颁布的。
现在天命军的属地上，百姓要缴纳农业税，商人要缴纳工商税，《税律》的出现，并没有增加税种，也没有提高税律，它只是将农业税、工商税以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，与《工商律》中的税收部分，实际上是重叠的。
《税律》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不是赋税本身，而是其中的一条原则：在税赋面前，人人平等！
也就是说，未来要缴纳农业税、工商税的，不仅有最普通的百姓，也有仕林，士农工商兵，都有纳税的义务。
这就从律法上打破了大明朝廷的税制。
按照大明的税制，士绅、皇庄不用缴纳农业税，而南方的商人，又通过东林党把持朝政，以“朝廷不该与民争利”为借口，阻扰朝廷征收工商税。
因此，在大明国内，富商、权贵不用纳税，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、最应该得到帮助的阶层，才是纳税的主体。
朝廷赋税大量流失，加上辽东对鞑子用兵，使朝廷深陷财政危机，被迫加税，而加税的主体，还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。
贫者逾贫，富者逾富！
大明朝不灭亡，简直没有天理！
李自成已是在为未来的华夏帝国搭建律法框架。
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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