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写了江边的某酒楼，而江边有好几家酒楼。

　　当天中午，我就接到了电话，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问：“稿件是你写的？”我回答：“是的。”“你采访我们老板了吗？”我回答：“你们又不愿意让我见你们老板。”这个男子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：“没有采big/big访我们老板，就是编造事实，欺骗读者，给我市餐饮业抹黑。你等着瞧，有你好看的。”

　　这家酒楼有什么背景？我想不明白。想打官司吗？这是我亲身经历的，并且还有张馆长亲身见证，而且，文章中并没有点名哪家酒楼，你怎么告我？我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无理取闹。这样的歪风邪气，这样的蛮不讲理，也许只会在这个小城市里才会发生。

　　下午，副总编找到我，询问那篇稿子的事情，他告诉我说：“你报道的那家酒楼是一个副局长开的。他今天就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，讨要说法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莫名其妙，他要什么说法，他想怎么样？”

　　副总说：“你把事情经过写出来，我们开编委会讨论。”

　　我感到很可笑，就这么一点破事，还要开编委会讨论，这些编委们可能每天吃得太饱撑着了。我匆匆写下事情经过，不到一页纸，就交给了副总编。

　　我把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当一回事儿，没想到，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给我埋下了祸根。

　　在这家县级报社里，做深度报道是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求的，我每做一次深度暗访，需要半个月以上，而稿费却又低得可怜，这家报社的稿费是按照字数来计算的，不考虑稿件的质量。为了糊口，我不得不像他们一样，写一些大话空话套话，什么“取得了长足进步”，什么“再上新台阶”，什么“齐心协力，再造辉煌”。我知道这些“没屁硬挤”的文字没有多少人看，没有多少人喜欢，但是为了生活，我不得不写。

　　我相信报社这一张张年轻的脸，每天编造这些千篇一律，却又要有微小差异的官样文章，一定很痛苦。这样的人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如果走出去，来到市场化的都市报里，他们只能饿死。但是，在这里，他们生活得红光满面，自得其乐。悲夫！

　　我还想着我的代孕妈妈稿件，这才是真正的新闻，这才是弘扬正气、揭露丑恶的新闻。

　　第三天，我又来到了代孕公司，这次，接待我的是阿玉。

　　阿玉说：“我们来对面的房间面谈。”

　　我跟着阿玉来到对面的居民房里，和她们的办公地点比起来，这里布置得非常温馨。淡红色的窗帘像波浪一样，滚过落地玻璃窗；木质地板一尘不染，门口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双拖鞋；墙壁上镶嵌着几张油画，画面上的裸体女人神情暧昧；卧室布置得更为温馨，一张软和的大床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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