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方面按罗隐本来的理念，他以诗言志，所做的诗词中就没少抨击过唐廷对于藩镇姑息养奸、嘲讽过唐廷败亡于权臣权宦......
何况如今自己即将卸任归隐，此后与朝中政斗再无干系，也不会让人非议他是为了争权夺势而抨击同僚，又因李天衢刻意相问，罗隐这才将心中的顾虑如实禀说个分明。
听罗隐继续禀说，李天衢时不时的点头，心中则思忖李振一肚子坏水，行事不择手段，而与他不和的朝臣也并非只有罗隐一个，对外暂无压力的情况下，按他阴毒又极为记仇的性情，掉过头来打算打压与其政见不合的同僚，也很有这个可能；
至于高郁有两大性格特征，第一是贪，第二是狂。按其原本的轨迹投从马殷建立楚国，却也会遭到不少属臣的嫉妒，尤其是马殷次子马希声对他更是忌恨。
可是在那种形势下，高郁却仍会发话说“吾事君王久矣，亟营西山，将老焉，犬子渐大，能昨人矣?”...直接辱骂自家主公的亲生骨肉，还是当时已经接手楚国大部分军政权势的马希声是狗崽子，结果被诬陷谋反，遭处死夷族...高郁本来的命途结局死得虽冤，但也有他自己作死的因由。否则南楚政权的继任者，又何必非要弄死他这个居功至伟的开国宿臣？
韦庄从政清肃，勤于职事，虽然他是尽忠职守，也的确把高郁给得罪狠了。而高郁地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已经能够确定接掌君王之位的储君，他都不会放在眼里。当朝中有同僚触犯了他的利益，大概率高郁也将会伺机报复，进而意图扩大在朝堂中的话语权。
李振与高郁二人，按各自原本的命途，一个本来应该是梁国宿臣而也属于赵岩等佞臣打压的目标，直至后梁灭国而被李存勖论罪处死；另一个则是因为把楚国嗣君得罪得很了，而被诬陷谋反身死...可是他们如今却在魏国朝堂中掌握一定的权势，因为性情使然，本来权力斗争当中的受害者，也未尝不会成为加害者。
李天衢寻思罢了，也不住对罗隐叹言说道：
“也正如爱卿所言，以李振、高郁如今的确也有可能结党营私、打压异己，只是眼下他们尚还没有结党乱政的确凿实证。朕也知道，我朝开国宿臣立下汗马功劳，即便对我朝忠心耿耿，但是有些人也难免恃功自傲、得志骄狂......
姑念李振、高郁先前劳苦功高，朕也不会不教而诛，而须适当敲打一番。只是人心贪欲滋生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像爱卿这般识进退、知分寸，而且不会被一朝把握的权势冲昏了头脑啊...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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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后罗隐告老致仕、交纳官诰，而移居至淮南军扬州治下安住。按李天衢旨意也仍享魏朝正二品高官的俸禄待遇，且按罗隐喜好分配田园府邸，也有本地衙署差拨仆役庄户，以保证他能够安享晚年。
因为按罗隐本来能取得的成就，他不止会是辅佐君王的能臣，同样也会是在诗歌、散文等文学创作方面留名于中华史载传述的文人。
即便罗隐再以后的著作，或许不会如本来那般会让后人做出“诗名于天下，尤长于咏史，然多所讥讽，以故事部分中第”那般的评价...但是李天衢也很好奇，按照罗隐不同于原本命数的经历，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感慨，而又会留下什么样的作品传于后世。
毕竟李天衢自知除了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所要图谋的宏图霸业，中华文明再是博大精深，也要本着文化传承的理念，同样需要本着精益求情的想法尽可能的去发扬光大。
过后不久，吴越王钱镠通过来往使臣得知魏朝功勋重臣退隐的消息，也于周隐家乡故地杭州新城县（正史记载吴越国避梁朝朱温之父朱诚名讳而改名新登，后世杭州市富阳区下辖新登镇）修筑府邸，一来经李天衢通过来往使者暗示，而刻意向魏朝示好；
二来而是出自于钱镠本人的意愿，对于罗隐这等当世才名远播的名士，表达出自己敬贤礼士的态度。
而安顿过罗隐致仕归隐一事之后，李天衢这边也立刻做出准备，而要敲打李振、高郁一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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