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后世的名气，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，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。

　　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，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，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。

　　另外，与打字机相比，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，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。

　　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，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，平时私交也是极好，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，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，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，传下了不少佳话。

　　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，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，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。

　　回国后，瞿求柏又与吴玉漳、林伯衢等同志，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，后世将其称之为“北拉”（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）。

　　只不过，瞿求柏的“北拉”方案正式出炉时，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，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，不断向外推广，已经逐渐有了成效。

　　相较之下，“北拉”方案因为过于激进，本就不受程刚支持，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，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。

　　见到鲁树人的动作，程刚轻笑着说道：“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，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，在我看来，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，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。”

　　客观地说，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，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，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。

　　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，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，国家内部四分五裂，各路军阀混战，城头变幻大王旗，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，收税收到几十年后，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。

　　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，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，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，“中华民族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
　　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，都会试图去寻找一条求亡图存的道路，开启民智，势在必行。

　　同时，这时候的汉字，往往只有中上阶层才学得起并有时间学，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，结果便是“汉字”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，因此鲁树人就曾对此作出评价：“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”。

　　“要我们保存国粹，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。为汉字而牺牲我们，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？”

　　——这句话在后世看来委实过激了些，将这两个并不算矛盾的事物对立了起来，但必须也得承认，这是他们这群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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