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主持变法后，直接颁布实行李悝所编写的《法经》，除了增加一条连坐法外，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
　　当然，秦国对违法行为处罚之重，令天下各国无不感到匪夷所思。轻罪重刑，哪怕只是没有将垃圾倒在指定的地点，也要被处以黥刑，令其背负一生的耻辱。

　　其他在列国不过略施惩戒的罪行，在秦国成为断手斩脚甚至处死的重罪也不胜枚举。杨华听得暗自惊心，如此严苛的法令对于他来说简直不可想像。

　　原本他还颇因了解到的历史走向而对秦国心生向往，现在看来恐怕要慎重考虑了。他自己倒不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，但人总难免会犯错，一旦犯点小错就遭到重刑，对他这样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。

　　除了颁布《法经》，卫鞅也如魏国般废除了世卿世禄制，激赏军功，并制定了比魏国还要详尽的二十等爵位制度。

　　或许是国力尚未达到条件，秦国目前尚未设立像魏武卒那样的职业军队，甚至也没有像韩国那样立即编练新军，仍然维持着平时为农，战时成军的全民皆兵制度。

　　除了这些相似之处，秦国变法也有不少与各国迥然相异的地方。

　　秦国实行农战为本，商为末的政策。

　　齐国大力鼓励经商和发展手工业；魏国则极力鼓励发展“国营”之外的行业；韩国大多数行业都被收归了“国有”，可并不禁止国人取得代为经营的授权。

　　秦国就完全不同了，对列国商人倒还算宽松，但却大力限制本国之人从事商业，不仅限制他们经营的范围，还要对其征收极重的商税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卫鞅根本不希望秦国还有人专门从事商业，所有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府经营。

　　自从齐国以重视商业成为天下首强之后，天下各国对商业的态度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，商人的地位仍无法与贵族相比拟，可是经商活动的限制却渐渐放开。

　　当然，农战仍然是各国立足的国本，但像秦国这样明确将商置于末业并强力抑制的，可谓独一无二。

　　这也是公孙衍的第一个疑惑所在，不论齐魏，能够达到如今这种富强的地步，无不与商贸的发达息息相关。秦国竟然反其道而行之，让他既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危机感，又看不明白卫鞅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

　　肩负犀首的称号，公孙衍一向对自己的眼光极为自信，像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他游历各国以来首次出现。

　　杨华又哪里知道其中诀窍，不过公孙衍的话匣子刚刚打开，他还指望着得到更多的信息，若自己一点独到的见解也没有，恐怕公孙衍也会如之前在学宫那般，因找不到合适的交流对象而再无谈下去的欲望。

　　想了想，他试着说道:“未见其利，先究其弊。卫鞅既然能成为一国执政主持变法，不会不知道商业之利，他坚持这么做莫非是想先避其害？”

　　毕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大兴的时代，商贸的重要性杨华又哪能不知道。

　　但在他穿越之前，世界上却正兴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，他虽只是略有所闻，却也多少明白一点。全球化当然带来了很多好处，但其弊端同样极为明显。

　　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、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、不同国家之间越来越不平衡的发展状况，滚雪球般不断增大的资本力量不仅控制了市场，甚至影响着很多国家政府的决策，操控着战争的起灭，连科技的发展也牢牢地被其钳制、为其服务。

　　重商之下，并非天下俱荣，万民同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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